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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黄艳律师以案释法系列之农村旧厂房一朝成

  

  1991年,民企老板李先生在村里承包了一块弃置地。第二年他借用弃置地上村委会的旧厂房开办了一家印刷厂,开始闯荡商海。因生产需要,后来他数次对厂房进行扩建。然而,20多年后的2014年,李先生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说他的厂房已被列为违法建筑,将被依法拆除。经营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成“违建”了呢?这令李先生一家非常惊愕和困惑。没办法,他们只好向专业律师求助。只是,尽管此后提起的数次行政复议都取得了胜诉,厂房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脱被强拆的命运。

  由于涉案厂房已经建成多年,中间的“违建”免不了会涉及一些历史原因,情况比较复杂,于是,一场经历复议、一审、二审、重审一审,持续数年的官司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而纵观全国,近年来在类似的违章建筑拆迁中,由于历史原因导致手续不齐后来被认定为“违建”,进而被强拆,由此引发争议的案件大量存在。

  厂房被拆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中国大地,无数人下海经商,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

  1991年,李先生白手起家,正式踏上创业路。他通过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房屋租赁合同,取得了村里一块荒废的集体土地以及地上房屋的使用权。1992年,李先生成了印刷厂,1993年取得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证载明:用地面积为1752平方米,建筑占地665平方米。

  后来,凭借着李先生的勤奋和经营有方,印刷厂的效益越来越好,逐渐从起步时十几个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为一家拥有数百员工的现代企业。为满足企业扩大产能的需要,从承包开始,李先生便先后数次对厂房进行扩建。截止到被强拆时,印刷厂承租土地上的厂房总面积为逾7000平方米。

  长久以来,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制结构,农村的规划、治理缺位,没有专项的乡村规划法律法规。这导致了一个客观结果: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许多厂房都是在证件不全的情况下兴建的。由于监管不严,通常也没人管,使得未批先建的情况非常普遍。

  隐患也就此埋下。

  随着乡村建设的推进,印刷厂涉案土地被列入了拆迁范围。由于厂房面积比较大,拆迁补偿谈判进展谈判。而在这个过程中,李先生于2014年4月15日接到当地镇政府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认定印刷厂的房屋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属于违法建设,责令限期自行拆除,恢复原地貌。

  拉锯战由此开始。在随后数年的时间里,镇政府多次给印刷厂下达限期拆除决定、强制拆除决定。不过,在李先生提起行政复议后,这些限期拆除决定、强拆决定均被区政府以执法程序违法等理由给撤销了。只是,镇政府的意志非常决绝。经过数论博弈,2017年11月11日,镇政府最终还是以违建为由,组织有关人员强行拆除了涉诉房屋。

  对簿公堂

  再次提起行政复议的同时,2018年1月,因不服镇政府的强拆行为,印刷厂一并向法院提起了确认违法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之诉。

  确认违法一审行政诉讼中,法院最后判决:镇政府未依法取得征地批文,也尚未就赔偿问题与印刷厂达成一致,在未通知印刷厂的情况下强行拆除房屋,违反了法定程序,行政行为违法。但是,并未进一步确认涉案房屋是否为违法建筑。李先生不服,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果被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一审行政赔偿诉讼中,李先生请求:(1)恢复厂房原状;(2)赔偿印刷厂机器设备及其他财产损失共计1360余万元。最终,法院只判定镇政府赔偿房屋建筑残值损失和机器设备等物品损失共计27万元。李先生不服,委托黄艳律师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院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的补偿方案未对涉案“违法建筑”形成的历史原因等加以审查,有不妥之处,于是撤销了一审赔偿判决,发回区人民法院重审。

  黄艳律师在重审一审程序中,帮助委托人对诉讼策略进行了调整。包括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因被强拆的厂房已不具备恢复原状的可行性,因而主张经济价值赔偿;另外,增加拆迁中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具体来看,该案争议的核心,一是违法建筑的认定,一是赔偿金额的确定。

  违法建筑一般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建造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物。也就是未经规划土地主管部门批准,未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建筑的建筑物和构筑物。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拆除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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